背景
时间范围在1980年代的后半段，我只有零星的记忆，多数都是从母亲那里听到的只言片语。
这家，是存粹的蒙古人家庭，但已经基本汉化，男主人姓白，是个瘦高个，我称之为白叔叔，女主人姓包，个子不高，但很健壮。因为职业的原因，我和母亲都称呼她包老师。他们家有两个男孩，大的唤做哈斯，比我略小，小的唤做哈斯根，他们的汉语大名我都不记得了。
我们共同居住的大院，是我父亲和白叔叔共同的单位的家属区，母亲曾经和包老师在一个另外一个单位工作，后来虽然有工作调动，但仍然隶属一个大系统。他们的工作的单位都是政府的事业单位。
大院子里有一群小伙伴，由于年龄相仿，我和哈斯经常在一起玩，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，我们经常去对方的家里。
尽管仍然有民族和语言的隔阂，但我们两家人仍然算是熟络。
命运的捉弄
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去哈斯家玩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爸爸——白叔叔眼睛特别有神。后来才从大人的口中得知，那眼睛的样子是得了甲亢的症状：眼球突出。而且听大人们说，得病后变得特别能吃能喝，家人买来准备吃一两天的水果，他一个晚上都能吃完。后来的生物课程告诉我，这就是甲亢病的另一个症状：生物代谢变快。好在当时已经不会有饮食上的短缺，而且有单位提供的医疗保险，日子还并不算难过。
后来听到大人们说的一件事，加深了我对这种疾病的认识。听说有一次白叔叔可能是因公出差，在回程的火车上就发病了，严重到不能站立。从火车站到家，大约5公里的路程，他是爬着回去的。大人们唏嘘过后，小孩子短暂的恐惧后，也就忘记了。只是后来的日子里，每次去他家玩，白叔叔总是在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应该是长期在家修养了，单位对于这样的职工，当然是担心出点意外。在孩子的眼中，他的家庭有些不同，但是变化并不大。在那个单位负担一切的时代，这样的日子算得上难过吗？当时的我没法体会，现在的我也没办法揣摩。
现在回想起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哈斯，也没办法跟他玩了。等他回来，发现他和他的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一起玩的时候，不会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，玩多久都行，等家长叫才回家吃饭睡觉。在我们开来，兴头上中途缺席的伙伴不是好伙伴。但这个伙伴毕竟不是大人，还要和我们玩的。去他家里，总是发现白叔叔白天也在睡觉，家里比较乱，包老师经常不在家，即使在家也不太顾得上招呼我们。
一次玩耍中，无意中进入到一个话题，哈斯也没能不像其它小朋友炫耀了一下自己的经历：他坐过飞机。我们得知他们全家都坐过飞机，因为他爸爸得了很重的病，不能坐火车，单位还派了人随同前往。后来，在大人的口中，我又听到了一个疾病的名称：“股骨头坏死”，直白点讲就是大腿根部连接身体的那两个关节坏掉了，导致人的腿无法活动。当时应该算是尽力医治过了，但结局是白叔叔成天还的躺在床上。记得母亲还特意的提醒过我，可以和哈斯玩，但去他家不要打扰他爸爸休养。
最开始，说实话，他们的家，如果没有玩伴的吸引我是不愿意去的。因为每次去，都会看到一个形似骷髅的白叔叔躺在炕上（当时的居住条件也没有卧室客厅的概念，去谁家除了柜子箱子里的东西，什么都一览无余）。另外一个让小孩子感到糟心的是，那具“骷髅”（请恕罪，但实在不好找到另外一个词汇形容了）还会在我们兴致最好的时候要吃要喝，时不时的的蹦出一两句蒙语给他的儿子。这时哈斯都会走向他的父亲，满足他的要求。时间长了，我也习惯了。白叔叔后来也开朗了，原来几乎从来没有交流的我们也说话了。比如他似乎给我们讲过他的一些比较新奇的经历，教我们下象棋、军棋（都没学会，因为不识字，但知道了个大概），另外还有一种类似纸牌的东西，似乎是蒙古民族特有的。小孩子的眼中，这个家庭就是这样的，有些特别，但不过如此。
后来，哈斯的弟弟哈斯根诞生了，我和哈斯在一起玩但时间更少了。再后来，因为准备上学的缘故，基本不在一起玩了。又过了不久，我的家搬离了那个城市，临行前我们全家和父亲单位的同事、大院子里的邻居们合影留念，哈斯带着他的弟弟也来了，白叔叔拄着拐杖也来了，他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。
坚韧的女性
抱歉，直到现在，才让主角登场。
上面故事的后半段，我的直接印象已经不深了，但仍然记得母亲给我的讲述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把自己的印象、母亲的讲述、自己的生活体验在这位主角身上叠加起来，她早已模糊的外貌我可能不会再回忆起来，但她留给了我一个并不高大但异常坚毅的背影。迄今为止，她是我遇到过的所有人中，我认为最坚韧的一位，这里没有之一。没错，你应该猜到了，她就是哈斯的妈妈——包老师。
丈夫瘫在床上，自己还要上班，生活的一切重担全部压在了这位妻子也是母亲的女性身上。在大医院被宣判的病情，在她那里并不是终审，她开始了寻医问药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？现在我不得而知，但我想象得到，在那个尚未进入信息化、交通并不便捷的年代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她一直没有放弃。
这个时候，哈斯根到来了。得到这个消息的所有人，都不赞同生下这个孩子，包括我的母亲，大家都觉得现在不是时候，她太难了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的理由，但我想她也许觉得对于一个母亲而言，理由是多余的。总之她没有放弃。（写到这里，我热泪盈眶）
在那个市场经济萌芽的时期，各种诱惑已经有了。听母亲讲，教器乐的老师一个晚上可以把原来一个月的工资挣回来。家庭境况的改变，也使得包老师有所触动。但她是艺术院校教文化课的老师，专业课老师的做法显然行不通。后来她决定提升自己的职称，通过自修文凭，尽管现在看来收益了了，但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了。就这样，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，她上路了。
我想，除了当事人，没有人能全面体会以上过程究竟是种怎样的感受。下面是当事人部分的吐露，多数属于我母亲的转述。
我们和哈斯玩的少了，是因为和他不能好好玩，而且经常找不到人。因为他妈妈给他安排了任务，最开始需要照顾爸爸，后面有了弟弟，还要照顾弟弟，生活中的小事，只要是孩子可以尝试的，都会交给哈斯去做。比如根据妈妈的要求和带的钱，去菜市场购买食材，他做到了。在同龄人还处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阶段，能打一份固定金额的酱油就算很不错了的情况下，那小子简直就是个另类。
有一句老话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但把家当成什么样可就因人而异了。我不清楚包老师使用了何种魔法，让如此这些违反儿童天性的要求，被哈斯忠实的贯彻执行，没有怨言。
我的母亲曾经问过他：“好吃的东西不够，爸爸和弟弟都要吃，你怎么办？”
他几乎没有思考的回答：“躲出去，等他们吃完了再回来。”
我无缘见识包老师的教育手法，但从与哈斯的接触中，领略和感受到了那种来自传承的坚韧和自信。
听母亲讲，每每打听到一个有希望的医院，包老师常常是肩背丈夫带着所有病例前往，有时还的带上孩子们，谁也不知道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，他们家经历了多少次。当年似乎没有农民工进城，他们的境遇有些相像，但农民工是充满了希望，她却是心怀忐忑。后来，希望真的被她找到了而且称为了现实。
还有该死的职称，有了这东西，同样教一个月的课，就能多拿钱。包老师是怎么拿下来的呢？晚上10点、11点以后，需要照看的大小人等都睡了，才是啃书本的时间，往往一不小心，天就泛白了。年龄、一堆生活的琐事纠缠，这些不利的因素都被克服了。
以上的一切，都是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进行的，一个人都做到了。
后记
我家搬离后，曾经还和哈斯一家有过书信往来。命运不再捉弄他们了，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后来听说儿时的小伙伴哈斯，从事了蒙古族人擅长的行业——音乐。
命运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！